苍南江南河道“古沉船”迷雾（下）

（三）巨船入此 理由不足

　　由上，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几乎为上述几个地方包围的新安乡的这条小河，并没有能力“接待”这艘据传比“南海一号”还要大的巨船！

　　第二，据《苍南县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里人陈骥于鲸头（今云岩乡）兴建石竞陡门。这是有记载的苍南境内首座水闸。宋嘉定元年（1208）筑阴均大埭的同时，兴建了水闸三座，称为阴均水闸。嘉定五年即1212年，所建下涝、塘湾、江西（灵溪）、楼浦、萧江渡及新陡门等6座。后称“嘉定六陡”。既然先民们在南宋绍兴年间及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不断地在江南平原上兴建水闸，又哪来可以容纳此艘巨船的航道呢？

　　第三，位于宜山北部的龙港镇蛙虹桥村的雁齿桥（系三孔石梁桥，长12.8米，阔2米），其中孔桥梁外侧有“大宋淳熙丁酉年”题刻。从这座桥及上文所说的年糕桥的保存至今来看，至少可以说明这些地方在历史长河中，并未受到足以发生沧海桑田之巨变的自然力量的冲击。既然如此，这艘巨船难道是“飞”进新安这个地方吗？

　　而位于“沉船”位置边上的瑞应桥，具体形制与这些桥相差不大。记者在这里看到，此桥已经过改造，原来由三块条石铺成的桥面，如今已镶嵌入两条与条石等宽的水泥板，桥柱还是采用石柱，但具体建造年代无从考据。据文物馆的资料显示，“这座瑞应古桥，系现代所建”。

　　退一步讲，就算与上述二桥同时代所建，“巨船”不可能穿过这座桥的桥孔而入目前这个所谓的沉船地带。那么，在建桥之前进入此地是否可能呢？

　　从苍南全境及沿海一些地方的地形地貌变化来看，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似乎不太可能。苍南县由平阳县析置，该区域历史上溯西晋太康四年(283)，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下至如今，整个跨度约1700年。

　　在唐贞元年间（785-805），苍南境内就有筑堤浚河的记载了。在五代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三月，吴越王钱鏐命其子元瓘攻温州，斩卢佶。横阳（即今天的苍南县域）亦遭战乱。是年，设炎亭所征收盐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南宋建炎（1127-1130），史料均有疏浚江南河道（疏浚地点更明确）的记载。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和尚愿齐在江南等地化斋，钱王俶以绵绢、茶盐等税给僧徒顾斋，炎亭、棉坳、茶亭、钱库因而得名。

　　相比于炎亭、金乡等地，新安并不临海，甚至有“内陆”的模样，已故文史研究者方嘉松先生生前对其表述为“三面环山，东北面距海10里许。”以此看来，这里似乎并不具备沿海黄金水道的优势，也就是说地理位置并不突出；再者，新安的历史地位并不显赫，不像金乡卫。1952年6月，平阳县根据政务院指示，结合土地改革划乡建政，在今苍南境内设有宜山、金乡、钱库等9区和睦源区一部分。新安乡即是在这次改革中增设的，同期增设的还有仙居等6个乡。

　　我们再看这份《登记表》中的关于“沉船”情况的记述。“（古船）不幸触着了鲤鱼礁……风急浪高中折断了桅杆，船身沉没在现在的新安乡大树下村（又名大船下村，说明同古沉船的联系性），船上的桅杆漂沉在新安乡的新一村，两地相距2里。”

　　从这段并不严谨的传说性质的文字来看，那时候环绕鲤鱼礁的应该是海洋，假设此船大于“南海一号”，可见这条水道的深度。根据陈德宗乡长的说法，新安至芦浦的直线距离大约是4公里，如果当初这一片全是汪洋的话，那么，芦浦、金乡、云岩等周边一带皆为海洋，而这应该是什么朝代呢？根据县志的说法，在南朝永初三年（422），永嘉太守谢灵运曾游楼石山（今藻溪流石），并称“楼石山多栀子”。

　　难道沧海桑田在一夜之间宣告完成吗？由此可见，上述的那个关于沉船的情节并不可靠。要想比“南海一号”大的巨船驶入这一地带河流，恐怕没有充足的理由，也就是说建桥之前之后有巨船驶入此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历史片断 蛛丝马迹

　　据民国《平阳县志》等史志记载，自晋太元十七年（392年）至1990年的1508年间，境内有记录的重大自然灾害有245次，其中包括台风、洪涝（包括海溢）159次，干旱59次，地震6次。现辑录部分如下：

　　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七日，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舍，漂盐场，田禾俱尽。潮退，浮尸蔽川，存者十之一。元朝延祐五年(1318)冬，日本开往庆元路(今宁波)商船被飓风飘至大岙(今大渔镇)，渔民助其移泊飞云渡，再由官军护送至庆元路。类似的还有一个记载，元至正十六年(1356)，海啸大风，海溢数十丈，有渔船被刮至距海二三十里的高坡，死者数千。在明弘治八年（1495），秋，有外国贡船一艘，遇飓风漂至炎亭，官军救得20余人，转送至京师。

　　乾道二年的大水，究竟有多大，没有也不可能有直观的影像资料。但这年发生的大水，在我市多个地方的史志上均有记载。特别是在永中街道的坦头村峰门山山坡的石壁上，就有一艘阴刻帆船，竖桅扬帆，后有小舵清晰依旧。题刻图案长约50厘米，下刻隶书“乾道二年水满此地”八字。如果这次大水真如这个水文资料所提示，那么这艘沉船是否有可能来此避风呢？当大水退位后，它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这种情况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有待考古证据支撑。

　　因为受上述频频发生的天灾的影响，这艘船是否也遇到了一次被风浪抛弃的命运而在此搁浅呢？它会是上述所载史实中的某一例吗？这一切无从考证。

　　再根据《苍南县志》上的大事记，我们尽力寻找一些接近于这一地带上发生的事实，进行对比联系，以求有一定纵深度的考察。

　　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于石渠里（今芦浦乡石路）设南监盐场，即南天富场（直至1687年裁撤，并入瑞安双穗场。乾隆二十九年（1764）后恢复）。北宋元祐五年（1090），于蒲门寨设官营造船场。新安附近是否也曾经存在着一个官营造船场呢？但史料上没见到相关记载。南宋建炎（1127-1130）后，设蒲门、南监（今芦浦）两寨，由巡检领之，置有巡船，“船阔二丈八尺，上面转板，平坦如路，堪通战斗”。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一月，温州始设万户府，辖永嘉、乐清二县和瑞安、平阳州，并以伊奇哩一军进驻温州。万户府以下，凡州县巡检司，捕盗司各有巡军，又在沿江设要塞二十二所，增置战船，分兵阅习水兵之法。

　　由此看来，新安乡的大树下有一定的可能接纳了那些来自官方的巡检船或是战船，联系上文提到的那些带来浊浪滔天、覆舟毁舍的飓风暴雨，我们不妨这样假设：某日，巡船或战船中的某一艘，因为例行公务来到了这一带，结果遭遇了一个最致命的厄运——“海水溢高数十丈，海舟吹上高坡数里”，在大水退后，船就这样搁浅在这里了。

　　做这样的假设，想说明的是这条河里“沉船”的可能来源。如果这个前提成立，这艘沉船上“装载大量瓷器”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呢？“装载大量瓷器”这个信息能证明它是商船吗？如果真是商船，那它的到来都与此前相关“疏浚河道”的记载可是构成绝对的矛盾。

　　（五）船中瓷器 究竟几何

　　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份发黄了的《登记表》，“据新一村的李中勤回忆说，那是一种白底红花、瓷质细腻、镶有金边、大小同现代的碗一样”。

　　方嘉松先生生前的这篇《温州古代航海史迹杂谈》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关于此“沉船”的细节：（当地村民）有人利用船头跳水洗澡，有人泅水从船头下的洞中取出绿色瓷器二件。

　　有白底红花的，有绿色的，是否还有其他色彩与款式的瓷器呢？真是船内载有丰富的瓷器吗？

　　陈乐地先生认为，如果是镶金边的，那就说明此碗的年代不会早。但这个碗到底是否来自船上的，他认为也是值得怀疑。

　　对于村民下水入船拿到“碗”这个情节，新安乡乡长陈德宗也表示了自己的异议。他称，如果有沉船，既然只露出一个船头部分，那就说明船身盖满了淤泥，村民又怎么可能如媒体所言“走进船舱”呢？

　　如果这条河底真的有沉船，这艘船的船体究竟有多大？是官船的还是民间的？船上的瓷器来自哪里，量有多少？这个航船有多少人员，他们来自哪里？真是一头雾水。如果不是，当地人“河底有巨大沉船”的说法又缘于哪里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却为何有着那些丰富的传闻呢？

　　杨思好先生称，这个碗是真的从船舱里拿出的还是从河底里掏出的？没人能说清。如今已被说得“有板有眼”这艘船，究竟是路过还是本地的？是出海还是返航？是商船还是渔船还是其它船只呢？一概没有答案。

　　至此，关于这艘“古沉船”、苍南有史以来的地形地貌的变化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文活动踪迹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大致的脉络梳理。限于学识水平及史料证据的稀缺，我们似乎还是难以找到其中有关这艘“沉船”所能承载的确切历史信息。当然，由此导致的结论可能也存在诸多缺陷，甚至偏颇。但所有的努力，只是尽量为读者提供可能还原这个事件真相的相关因素，真正的结果只有在“沉船”得以全面发掘后才会明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