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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市融媒体中心
今年,是习近平作出“‘龙港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一指示20周年,也是龙港建镇40周年。
在这一重要时刻,3月13日李强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重提“四千精神”,这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营经济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生动写照,也引发了40万龙港人的强烈共鸣。
龙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无改革,不龙港。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小渔村到建制镇、从“农民城”到“产业城”、再到撤镇设市,实现了三次跨越,书写改革开放的传奇、市场经济的传奇、民营经济的传奇。回顾这4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龙港现象”,确实是一代代龙港人努力践行“四千精神”的结果。
1983年10月,浙江省政府批复设立龙港镇。
刚建镇时,由5个小渔村组成。当时的情形是:放眼望去,荒草丛生,沟壑纵横,灯不明,路不平,水不清。整个镇只有5000多人,9位干部,靠借来的3000元钱开始搞建设,怎么办?伸手向县里要,当时的苍南县刚从平阳县分出,也是百废待兴。
时任镇委书记陈定模选择了走改革发展的路子,以破解这一问题。一是实行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有偿使用,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集资进城建房;二是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周边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落户;三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让进城农民富裕起来,带动了城镇建设持续发展。经过十年多建设,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雄姿初露、声名远扬,“农民建城”这一创举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最具标识度符号。
从小渔村到建制镇,这是龙港40年辉煌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跨越。
迈出这关键一步,需要付出多大勇气、多大艰辛、多大代价,只有以陈定模为首的一大批“农民城”的缔造者们心中最清楚;只有那一大批自带口粮、自带资金、自愿进城落户建房的“农民城”的参与者们心中最感慨。可以说,没有“四千精神”,没有一股气啊、劲啊,就没有龙港这座“农民城”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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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民城”光环的渐渐褪去,其改革先发优势不再,再加上柳市、塘下、瓯北等一批产业重镇的崛起,龙港在温州市排第一的位置被取代,再次徘徊十字路口。
2003年3月,一个动作引人瞩目。
龙港砸掉耸立在104国道平阳钱仓路口达10年之久的“中国农民第一城”招牌。同时,一块“中国印刷城”的牌匾在甬台温高速公路萧江互通口挂上。这一砸一挂,昭示着龙港不靠吃“农民城”老本,随时代而发展,从“农民城”向“产业城”跨跃。
经过“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近15年的发展,龙港构建起印刷包装、礼品文具、塑料编织、机械化工、食品加工、新型材料等特色产业体系,获得了“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等四张国家级产业名片。到2010年,龙港GDP122.8亿元、工业总产值282.5亿元、财政总收入11.4亿元;规上企业282家,产值超亿元23家,至此,基本上跨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农民城”到“产业城”,这是龙港40年辉煌历程中的第二次跨越。
支撑这一跨越的主体是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供销员,他们不分白昼走南闯北、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克服土地、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种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从“低小散”迈向“规上”、做成“集团”。每一份合同的签订,每一单业务的促成,每一批产品的交付,无不凝结着“四千精神”。正是这一精神的滋养,让“中国印刷城”牌匾一直熠熠生辉。
进入新时代,随着空间、人口、经济的不断集聚扩大,镇一级的行政管理权限难以支撑,“小马拉大车”日益严重。在多次列入全国和省、市小城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龙港开始谋划新的跨越。
2011年,龙港列入浙江省小城市培育第一批试点,开启迈向小城市的探路历程,经过2011-2013、2014-2016、2017-2019三轮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龙港进一步夯实了建设小城市的总体思路、产业基础、组织架构,为向城市跨越奠定了基础。
迎来转机的是,2014年12月,龙港列入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全国仅有的2个镇级试点单位之一,试点目标就是探索建立职能分工合理、行政层级优化、管理机构精简、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公共服务改善、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型设市模式。3年试点工作成效得到了中央和省、市的高度认可,2019年8月,国家民政部函复同意撤销苍南县龙港镇,成立县级龙港市。
撤镇设市,这是龙港40年辉煌历程中的第三次跨越。
设市之前,龙港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千强镇第17位,但却脱颖而出、成功逆袭,这背后是40年来一批批龙港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断踔厉风发、勇毅前行的结果,这不正是“四千精神”的生动写照吗?
设市后,龙港继续大力弘扬“四千精神”,围绕建成“全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这一目标,兴起了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热潮,“龙港现象”新篇章正徐徐拉开,未来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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