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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龙港热”给今天的思考
作者：故土耕春
每当看到新龙港市的变化与发展，就会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龙港热”，不少苍南人（特别是龙港人）都曾见证过那段难忘的历史。
那时的“中国第一农民城”“中国农民第一城”曾一度引起一大批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慕名而来”，全国各地来参观者络绎不绝。那时看什么呢？其实那时并没有特别壮观或宏伟的建筑可看，楼不高，路不宽，交通不便，家庭工副业生产也还是处于很一般的初级阶段，与现龙港市的规模与气势确无法相比。但那时人的敢闯敢为精神却要比现在好，那种拼搏与创新的意识也比现在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对发展的渴望比后来人更加迫切。特别值得总结的经验那就是农民自建城镇的精神，那就是以“四小商品”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经济发展在龙港的实践。
其实，那时的龙港在很多方面还是处于摸索试验阶段，甚至还很不成熟，但还是引起许多领导的关注。主要还是“发展有利于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这与当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与初衷是一致的。
后来龙港走过了艰难的“小马拉大车”式的三十多年，到了2019年开始“大车”才换上了“大马”。关于龙港改革试验发展的经验，很多媒体发表过不少佳作，都很有学习意义与参考价值。二三十年前我也曾参加过几次龙港调研工作，对当年的“龙港热”还有些印象。如果从今天的眼光再来看过去的话，有几个字或许可引发一些思考。
“活” ——
那些年都说要“搞活经济”，改革开放下的市场经济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当年的苍南县（特别是龙港）在经济改革方面确走在温州之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之地，也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那时温州十大小商品市场，苍南（主要是江南龙港一带）就占四个。那时我们这一带的农村人走商品生产之路的意识比较超前，思想活跃，经商头脑灵活，气势足，力度大，“四千精神”在江南龙港一带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
但从政府角度来讲，有些配套政策还跟不上发展需求，往往引导滞后，缺乏长效“养活”企业的全面思路，尤其是受交通落后影响与企业用地指标限制等瓶颈制约，企业无法拓展发展空间，使不少企业老板看不到更宽阔的发展前景，导致企业与人才外流。当然，从客观上来说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到外面大城市发展这也是一种趋势，但是，如果我们当年的管理思路再“灵活”一些、环境再“宽松”一些、配套服务再“优化”一些的话，或许对稳定企业、促进发展会更好。所谓“活”主要就是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政策“关卡”时做到既不严重违规“闯卡”，又能顺利安全“过关”，灵活运作，这就是“技术手段”。
那些年外地到我们这里学习的人不少，而我们学习外地好经验还不够突出。外地学习我们的经验在实践中就较快得到应用，甚至超过了我们，所谓“墙内开花墙外红”就是此理。最典型的就是义乌，那时的义乌还是刚起步不久，更没有现在这么宏大。那时义乌也有不少领导来龙港学习，我曾接待过义乌的一位领导，他们来龙港主要也是学习改革经验与开拓精神。虽然那时的义乌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已有良好的开端，但名气还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说还比不上龙港的名气。后来我也曾到过义乌参观过，在那里看到了不少我们这一带过去的人。
曾有在义乌的同乡人说过：其实他们小商品生产经营有不少方面也是学习龙港的，而他们的改革力度却比龙港大。当年的义乌除了有火车外，其他方面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比龙港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吸引企业、资金、物资与人才的政策力度要比龙港大，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上比较宽松，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应用与落实要比我们好。他们总是先把企业、资金与人才引进来再说，既使有些突破法规的政策限制方面有时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时有些方面在我们这里得不到有力支持，而在他们那里却比较顺利通过。后来苍南县领导也带了不少乡镇干部到义乌参观学习，许多参观者看了他们的发展后曾感叹地说“原来这些都是在我们地方的，现在都跑到这里来了”。看到很多苍南人在此经商时，不少干部的内心感到惋惜，甚至有一种巨大的愧疚与压力感。
“引”——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地区对一些尚未明确的政策往往习惯于沿用过去“左”的思维，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们温州一带的管理就比较严，对一些一时不符合规定的现象“打击”往往大于“引导”。如1977、1978年间，平阳县曾采取过度的严厉措施打击私人建房，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改革开放后，形势逼人，商品经济发展渐渐形成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出现一些不规范、不健康的现象在所难免。如乐清电器、苍南印刷等当初出现的假劣现象，引起了上级的关注。那些年确实为了“快效”，往往只是采取简单的“一打了之”，如何深层次地分析与谋划长远发展之计还不够有力，“急于求成”的思想比较突出，所以在“打得急”之下就容易出现“跑得快”的后果。
当然，从政府角度来讲也确实存在“管”易“理”难的问题。正如八十年代初林家院“走私”一样，很值得深思。当年的福建石狮也同样出现此问题，甚至比林家院严重得多。但他们则是采取“先松后严”的方式，结果他们比我们早些发展了，现在的福建石狮的规模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说当时我们的“严”也是必要的，但那个时期“十年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很多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不少经商者刚尝到改革开放的甜头，“合法经营”的思想意识在农村群众中还很浅薄，长期处于贫困中的老百姓想致富的心理相当迫切，出现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政府还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阻止与引导措施，对老百姓的法治教育也还跟不上等等。再说，那时林家院的渔民们大多本身就是“良民”，一心想的只是“生意”，对“走私”的观念还较模糊，后来抓了不少人，还坐了牢，在当初大多数人也是想不到的。这段历史应该成为重要的教训。陈定模同志当年曾经说过关于“引”的话，他说：“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重打，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要把不规范的引向规范，不正确的引向正确，把偏离国家政策正道的行为引向国家提倡的正道上来”。这些方面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思考价值的。比如现在对企业不仅在于“引进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稳其心”，“助其长”，“养其久”等等。
“度” ——
有得必有失，过度“叫得响”往往就会“失得多”。宣传工作也是如此。那些年，我们这一带的宣传工作确实做了不少，通过宣传进一步打响品牌，推进经济的更好发展。这本身没错，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宣传必须做到有力、有利、有节、有度。回想当年我们苍南县在宣传上一度曾出现“腔调”过高的现象，如用“富得流油”等之类的字眼，很容易引来“红眼”。外面及上级总以为苍南很富，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省财政大幅度调高苍南县财政的收入上交比例，由原来“工商三税”上交省财政2.4%，提高到33.5%，一下子使苍南县地方可用财力大大下降，虽然从正面来讲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的好事，但对苍南来讲确是“大伤原气”之痛。当年苍南还是一个刚建设不久的新县城，一切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发展阶段，国家没有投资，一切发展都要靠自己，财政主要还是“吃饭财政”，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落后，发展困难重重。上级没有给予苍南（特别是龙港）建设的有力支持，反而被“大砍一刀”，这对当时的苍南是有“鞭打快牛”之嫌的。对县内建设特别是龙港这样的大镇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对苍南来讲确是“损失惨重”。当时苍南县委县政府认为“太不合理”，曾多次组织有关领导到省政府反映做工作，但均无效。这在苍南历史上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后来苍南的建设发展基本要靠自力更生，总算慢慢挺过来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经常对照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形势，这么好的条件，更应该要有良好的心态与思维来经营好城市，引导与管理好龙港新城市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从有利于城市长远发展出发，认真把握好“活”“学”“引”“度”等关键环节，脚踏实地，敢闯敢为；多做实事，少留遗憾，努力争创更大、更好的利国利民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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