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与宋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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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在很大程度上与有重要引导人有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百年前的刘绍宽先生是个很爱学习的人，走访名人，聆听教诲，就是他的重要学习之道。在他的学习路上曾遇到不少重要的引导人，宋燕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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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温州出现不少知识名流，平阳县的宋燕生与刘绍宽就在其中之列。宋燕生生于平阳县北面的万全农村，刘绍宽生于平阳县南边的白沙农村，一南一北，或可称之为平阳县的“南刘北宋”。虽然他俩一个重西学，一个重礼教，但在很多方面也有相近或相似之处，他俩都受过瑞安大儒孙衣言一族(包括孙锵鸣、孙诒让)及其他许多名人的教育熏陶，都有“东游观学”的经历，都怀有反旧制、推新政的思想，都热衷于佛学研究等等。他们二人都是温州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重要人物。同时，宋燕生的维新观点与刘绍宽的求实思想同永嘉学派所倡导的“实践的重要性，义理不能脱离功利，‘农商一体’，‘富国强兵’”的“事功之学”理念基本上也是相向的。

一、宋燕生与刘绍宽的异同之处

宋燕生崇尚西学，反对礼教，深受维新观点影响；刘绍宽侧重经学，崇尚礼教，受儒家思想教育至深。虽然二人起先所倾向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同处于那个时代，二人同受封建社会的影响，都期望维新变法、社会进步与教育复兴，在不少方面有着一定的相同或相近的追求与愿望。同时，他俩在才学、文学与佛学等方面也有着不少的相通之处。

家庭背景

相近之处：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号厚庄，生于平阳县江南乡白沙里刘店（今温州市龙港市）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父亲刘庆祥，县学廪生。宋燕生（1862--1910），又名宋恕，宋衡，字平子。生于平阳万全农村（今练川下薛）的书香家庭。父宋宾家，禀生。

不同之处：刘绍宽二岁丧母后是伯母带到她娘家江南张家堡杨家抚养成长，从此受到杨家的良好教育。而宋燕生原家有良田二千来亩，为万全首富。早年妹妹未婚夫先亡，守贞八年而死。父亲在燕生25岁时去世，他的恶弟把全家田契、借券、金银财物据为己有，并依仗拳术拘囚宋燕生十七昼夜，被“扫地出门”后逃出牢笼，到瑞安安家。他作为瑞安大儒孙衣言的弟弟孙锵鸣的女婿，深受孙家的良好教育。

才学成就

二人才学基本相近：刘绍宽17岁县试第一，20岁开始教读生涯，22岁从金晦治颜、李之学。博览群书，淹通世务，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主张废科举办学堂。30岁补廪生，1897年拔贡，后任龙湖书院山长及温州中学校长等职，为温州教育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宋燕生才思敏捷，出语不凡，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誉。他8岁能诗文，16岁为县学生员，“举茂才，为邑诸生”，后拜名儒俞樾为师。17岁后，与金鸣昌、陈虬、许启畴、陈黻宸等求志社成员交往，讲求经世之学。19岁，岳父孙锵鸣授以《颜氏学记》，从此泛览百家之学，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成为永嘉学派与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

结交名人

刘绍宽善于交友，保持与陈虬、陈介石、孙诒让、黄绍箕、金晦、徐班侯、黄溯初等知识名人的书信往来。特别是1898年，刘绍宽在进京会考期间及往返途中，接触了许多在外的温州籍学者，通过多次相谈，获得外事、政局、学术等多方信息。

宋燕生有更高层次的交友能力，他通过多种途径先后结识了张謇、容闳、丁惠康、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陈虬、许启畴、金鸣昌、陈黻宸等维新知名人士，并经常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郑观应等维新派人士经常一起畅议国事。

他俩还有其他相近点，如瑞安孙家与张家堡杨家本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而宋燕生又是孙衣言的弟弟孙锵鸣的女婿，这也为刘绍宽与宋燕的结交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二、受刘绍宽赞赏的宋燕生开放思想

宋燕生的许多先进思想深受刘绍宽的赞赏，宋燕生思想开放，观点鲜明，思维激进，敢于直言。他作为清末温州的重要维新人物，在当时的中国“新派”政坛中具有不一般的社会影响。他的新思想主要包括：

（一）崇尚“西学”。所谓“西学”就是“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学问”。清末的中国，官场腐败，国力薄弱，民不聊生，有识之士求进无门。而此时的西方多国正在逐渐崛起，就是日本也已走向明治维新之路，废君主制、推行西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时的宋燕生已接触到不少西学，他深感“易服改制，一切从西”是挽救中国危机的上策，认为“神州多难，桃源在西方”。他曾就中西之争提出了许多新主张，提出中国的文化必须对外开放，要多向西方学习。曾得到李鸿章的赞赏。

刘绍宽的日记中大篇幅记载了宋燕生的言论。如宋燕生提出中国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弊端，认为“中国如欲整顿，必先改官制，清吏治，然后议及一切工艺诸学”，还提出“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等”等等一系列改革建议。宋燕生在上海期间，金晦还把黄庆澄给他的信件拿给刘绍宽看，刘绍宽日记中有“知经世之务，不在乎戋戋之科举，而思想益为变迁。自志学之后，至此始一转乎”的记载。

1890年刘绍宽日记中开始提到宋燕生。1892年12月27日记载：“宋燕生专谈西学，我谓三代之治为不可及也”。宋燕生对中国传统学术及西学的研究，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的见解，他有着大胆议论以救时弊的维新精神，在当时温州及浙江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4年8月5日刘绍宽日记中还记载了“夜与叔祥谈，有足录者。叔祥云，宋燕生先生言……中国民智不如泰西，体应强于泰西，何以反弱？余谓燕生之说，天演之公例也。天演之例，官体不用则废，中国所以弱于泰西，正坐惰偷安逸之弊。西人知此，所以有‘野蛮其身体’之说，此体操之所以可贵也”。

（二）倡导“民权”。宋燕生的青年时期是不幸的，正因为他的不幸经历往往成为后来奋发学习、期望改革的重要动力。宋燕生给刘绍宽的书信中曾提到自己有过轻生之念，因“门内战败，财权全无，空手避难，不敢回里之身”及“门内大起干七，财权及用人权尽失”等，甚至到了想“服毒自尽”与“削发入空门”的念头。可见宋燕生是将刘绍宽当作自己的亲密挚友而倾诉这些家庭不幸的。生活的艰难，社会的不平，使宋燕生对封建制度有了更多的反感与更深的认识。

正因为宋燕生亲历了“妹妹未婚夫先亡守贞八年而死”及“恶弟霸占全部家产”等残酷现实，所以才深感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自立民权”、“妇女解放”与“法治变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宋燕生曾两次上书张之洞和李鸿章，痛陈时势，以图变革。“自立民权”是宋燕生、汪康年所提倡的变法思路，谭嗣同在上海与宋燕生、汪康年有着一定的交往，十分赞同“自立民权”。宋燕生提出许多大胆的改革观点，包括“行宪政，改官制、修新律、振兴工商、普及教育”、“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在一百多年前的封建中国确堪称先进。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理论支柱——程朱理学大肆鞭挞，并且归纳为特有的尊儒（民主）抑法（专制）思想体系，孙宝瑄、陈黻宸和林损等学者都受到很大的启发”。

（三）力推“变法”。1891年底，宋燕生出国未成，在上海过年，决心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旅馆起草《上李中堂书》并撰写《卑议》（初稿），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1892年端午节前，宋燕生抵达天津，李鸿章单独接见了他，让他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从1895到1898年，宋燕生在担任杭州《经世报》的暂时主笔期间，曾写过多篇很有远见的政论，颇受好评。他的许多政论中都流露出不少“变法”的思想与期望。

刘绍宽在日记中写到“又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之国并列地球。君主之国必弱，上至压力太重，虐使其下；下之民智不开，愚瞽以奉其上，以遇他国人人皆智，乌得而不弱？大抵君主之国，将来必尽为君民共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必皆变为民主之国，必然之势……”。日记中还记了很多的“康梁”之见，有关张之洞的言论。刘绍宽从多次“晤宋燕生先生”中都会有新的收获，宋燕生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宋燕生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

（四）主张“个性”。宋燕生不仅自己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在教学上也要求学生保持个性。从他的诗作、政论、见解及与友人的书信中都可以看出他极富有个性特色，不受世俗与陈规约束。他在杭州求是书院从教时，强调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自修，以学生自行研读为主。教学内容上杂糅中西、包罗文史哲，远超传统的科举八股范畴。求是书院学生许寿裳回忆说“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他勉励学生要思想自由，不受前人束缚，要论理精严勿蹈驰鹜空虚之弊，他的教法因材而施，令学生于经史子集任择、从事并不限定一科，所以学生的思想大辟”。求是书院学生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也回忆说“宋氏在求是书院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校风顿变”。可见宋燕生的教学在当时是很具有先进性与开拓性的。他的“个性”观点在刘绍宽的日记与教学中也有所体现。

三、对刘绍宽影响较大的教育革新理念

宋燕生比刘绍宽大五岁，刘绍宽日记中多称宋燕生为“宋燕生先生”。宋燕生多次与刘绍宽长谈，其中不少内容就是维新思想，宋燕生的多次宣传对刘绍宽带来一定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教育事业方面刘绍宽受益最大。可以说刘绍宽1904年到日本观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宋燕生多次极力宣传推介和积极鼓励有关。

最早在1898年刘绍宽入京朝考，归途中就拜访了在上海的宋燕生。那时的宋燕生就开始对刘绍宽进行新思想灌输与引导，宋燕生认为“民不游历则愚，民多游历则智”，这种思想对刘绍宽后来的思想影响有着重要的关系。宋燕生向刘绍宽谈了很多有关日本的明治维新带来教育发展的情况，说了很多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与国力的振兴等事，让刘绍宽茅塞顿开，极受震撼。使刘绍宽对日本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宋燕生的许多教育经验也是刘绍宽学习的榜样，宋燕生先后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代理山东编译局坐办等，特别是在济南首尾四年里，他致力于推进山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许多贡献性的创议。宋燕生对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的根源在于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提出不仅强调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还对学校的设置，经费的来源，课程的安排，学位的授予等等提出均应参照日本，并作出具体、详尽的设计。宋燕生的这些教育理念与刘绍宽的多次长谈，使刘绍宽在思想中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绍宽日记1898年6月26日载：“午后，同逸仲至仁智里谒宋燕生先生。燕生盛称日本学校、政治之善。言彼国车夫马夫亦胜于中国之王公大臣，缘皆能阅报也。又言中国万无可为，必为外国瓜分管理其地，须百年之后，民智大，庶有圣人应运而生，得复旧物，必然之理”。27日日记又载：“午后，宋燕生先生来，言日本著书献书均有赏杯，其杯制有三等：金杯、银杯、木杯，有语称赞其上。故国中著书出版，一岁不知其数。日本学问几括中西之全，就佛学就有四宗三十二派，每派各开讲堂，各列三等。学校专以西学论，当以美国学校为最。若统中西之学而论，自当以日本学校为五大洲之冠。其论明治变法，当时日皇仅十余龄耳，德川氏将军与西国为和，日人不服，首倡攘夷，后议尊王。其封建最强之国，某候、某候拥兵入京，勒日皇立削将军之职。一时尽改官制，二候先解职罢国，贵族世爵一时皆被勒罢，国变为君民共主之国，大开议院，是为日本初改制之始。伊藤博文尚非维新首先之功臣，中国向所述皆错也”。

这些谈话，使刘绍宽加重了到日本学习的渴望之情，为六年后到日本观学是一次重要的思想铺垫。宋燕生在1903年就东游日本，比刘绍宽早一年。1904年刘绍宽终于实现了赴日的愿望，他在赴日之前还连续多天“阅《外交报》”，了解更多的日本情况。临行前还作了《东游杂句》：“窄襟短袖气飘扬，年少翩翩说改装。我已蹉跎成老大，不妨初服到扶桑”。“少不如人壮志虚，名场困我廿年馀。此行聊补蹉跎憾，敢贩新闻当著书”。“东学新开法政科，卅年欧化竟如何？东江英俊来如鲫，此去终南捷径多”。诗中流露出自己已不年轻，一路过来“困我廿年馀”的不易，并对实现愿望而满怀信心。

因为有宋燕生的多次交谈介绍，所以刘绍宽在日本的70天里特别认真与珍惜，他基本是一边参观学习，一边记日记。他先后考察了各种学校，包括大学、师范、女子学校、工业学校、医学院、盲哑学校等等，参观了农场、工厂、法院、监狱等，还购了许多书，可谓收获满满，不虚此行。他日后总结体会时说：“余察中国游学于东国有五善：地属邻国，来往甚便，学费不巨，一也。学科参酌欧亚，编制完备，于中国最适宜，二也。学生来此，能顾名誉、顾国体，三也。既无上海繁华之气习，又多外界激刺之感情，爱国之心易发，而公德亦易培养，四也。中国二十二省，为二十二国界，来此则彼此交际，反易团结，五也”。在刘绍宽的影响下，特别是他的《东瀛观学记》发表后，使后来的几年中温州青年赴日读书热情高涨。

刘绍宽日本观学回来后，思想空前解放，使他更深刻认识到“救国必须冶愚，而治愚舍教育莫由”理念的迫切性，为温州的教育发展起到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孙诒让在《东瀛观学记》的序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彼之长，以裨吾阙，其论之精，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其考察所得者，遍语其乡人，不数月而江南一乡，蒙学堂创成十有四区，平邑学务，将从此大兴”。据1906年统计，在刘绍宽带领下，平阳办起了普通学堂43所，为温属各县最多，学生数2032人，为温属各县之首，在全省排第二。

当宋燕生获悉平阳的教育发展较快，成果超过了瑞安时而感到高兴。他在给刘绍宽的信中说:“二十年前，吾邑文风视瑞邑有天壤之隔，闻今则学生数于全浙等在二，一跃而超瑞远甚，此真梦想不到之事。然其功皆在城南人”。这里说的“城南人”大概说的就是刘绍宽等平阳县城以南的人。从宋燕生的话中流露出他对平阳教育事业的关心，对刘绍宽等为平阳教育所做的贡献而感到欣慰。

可惜的是宋燕生本身体弱多病，加上戊戌变法失败的打击，于1910年3月6日（正月廿五日）在瑞安去世，年仅49岁。宋燕生的去世好多名人深感惋惜，清末曾任甘肃代理布政使的俞明震先生（鲁迅的老师）曾作《器宋燕生》：“泯泯莫如归死乐，眼中人事日喧豗。深谈直到沧桑尽，阅世宁知孔墨哀。孤处论交真悱恻，千秋相望在尘埃。床头剩有呕心稿，地老天荒著此才。”俞先生也是康梁变法的支持人。

刘绍宽的日记中最后提到宋燕生的是1909年1月15日，载：“同陈宗易往见宋燕生先生，谈数时”。宋燕生去世后，按照刘绍宽的惯例及二人的友情，至少会写个挽联或作一诗表示悼念的，但在新印制的《刘绍宽日记》中连日来对此却只字未提，这显然不合情理。这很有可能是新编《刘绍宽日记》中此部分原稿资料遗失没找到等原因，尚待证实。

虽然刘绍宽与宋燕生认识只有二十年，期间或少有会面，但从他俩的通信及刘绍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一定交情的。从后来温州教育的发展中仍可以分享到刘绍宽与宋燕生当年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成果。他们二人作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与晚清至民国时期温州教育改革的主要人物，其功绩必将永载温州文化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