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先生的治水情

刘绍宽先生不仅是百年前温州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与开拓者，同时也是地方公益事业的热心人与爱心人，他为缓解温州地方水灾之害、建设水利事业而主动走访勘察，积极建言献策，做了很多好事。在他的日记中，在他为首修纂的民国《平阳县志》中都有相关勘察、分析、建议与记载治水方面的内容。

百年前，我们这一带自然灾害不断，常遇强台风袭击，往往是连天暴雨，洪水猛涨，加上地势低畦，排涝泄洪能力差，导致整个江南地区水患成灾，损失严重。同时在夏天又常遇多晴少雨，曾长时间处于大旱的现象，百姓深受水旱之难。

十里白沙街刘店段  杨道敏/摄

如实记灾情

刘绍宽从小生长在江南白沙刘店及平等张家堡，长年游走于民间，亲身经历过这一带的水灾与旱灾。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有关天时变化与自然灾害的情况。如1923年六月廿八日：“入夜风雨甚骤，到地竟夜不绝”。“廿九日，昨夜风雨搅睡，早起，见垣墙及轩屋搏风皆坏，中堂及庭皆水”等。1929年，温州遇百年未有的台风、洪水、大旱及蝗虫四灾交替发作灾害，造成40多万人饥荒。据《苍南县志》载：“8月18日至11月5日，大旱79天，虫灾盛发，农田无收，米价高涨”。这些亲历的水灾使刘绍宽印象至深。

刘绍宽为主修纂的民国《平阳县志》“水利篇·江南河”中就有详细记载：“江南原野辽阔，东北濒于江海，水出西南诸山，一遇亢旱，川流涸竭，非连得大雨不易满盈。若雨水多时，则南港之水又从楼石下流，决塘而入，地多陡少，泄水不易，往往淹浸兼旬，为害尤烈……”。可见，早年的刘绍宽先生水利忧患意识特别敏感，深为关切。

勘察走访忙

在二三十年中，刘绍宽先生几乎走遍了江南、南港、北港、万全等地，多次组织有关乡绅与官员走访与勘察山塘、陡门、溪流、河道，然后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

如1912年八月十四日日记中载：“同林松田、谢仲远、林屏山往三峰勘塘沿，至淋头而回”。“十五日，至刘店，与祭宗祠。午后至木桥头勘塘，为筑陡门。”1915年二月廿四日记载：“同陈大明至鲸头山，到三峰看南港所疏之江。自皮刀汇疏后，必须由新渡再疏，出七字山外，方免水患。”。1921年二月廿七日日记载：“同郭知事往屿兜勘塘”。1927年二月十八日日记载：“午后过埭头，遂往叶家垟，寓陈福臣家。是夜萧祝三、吴朴斋、周仲祥、陈福臣、章謇臣集江边、埭头、屿兜、陡门头诸人，酌议横塘办法，并往勘塘一次。”“十九日，复与陈福臣、章謇臣、周仲祥等往勘陡门头胡地方，归乃决议：屿兜横塘缺口之处，增筑三尺三寸为限。塘内近江处筑干陡三间，陡门头胡增筑干陡一间，将该透江之河两旁疏之，令阔与外江同阔。又水边之塘南坍者加筑，并须增至高一尺、阔三尺为比例。午后自屿兜回，至县已五时半矣。”……他把这些察看到的情况或记入日记，或载入县志，目的在于引起政府的重视，为水利建设提供宝贵的资料，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参考依据。

分析思远虑

刘绍宽在勘察了水利情况后，还认真作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如1915年二月廿四日日记中记道：“南港受泰顺及本境万山之水，出江西垟流石入江，水道太小又狭，下流骤不能泄，必致横决。其地势江西高而江南下，势必决入江南，非有金堤，万不能固。为万全计，南港之水应分疏两支，一出萧江渡，一出流石。其出流石者，又须疏浚过张家山，外决港陈汇，合为七字山外之江流。始与江南不致相伤也。”作为水利建设的“局外人”能有如此用心地勘察实地并分析水文情况，可见他的热心与用心实在难能可贵。

1916年十月十八日他的日记载：“与克奄、仲远至仪山……沿江至新渡七字山，观先外祖杨琴溪公旧开江西水河道处。（按）江西之水，出于泰顺及南港诸山，夏月雷雨，山水溢注江中，而江南无水。杨公乃议于江西开山，水入江南，如不用时，则闭闸不开。南港人谓江南人涝则拒水不使入，旱则纳水入内河，为太自利，毁禁之，不令造，遂停辍也。”十一月初十日日记载：“午刻张佐亭知事来，为南港水利事。自鳌江至灵溪水程四十里，须过沪山陡门，此陡门横截中流，上为溪，下为江，各二十里，上年往来船至此，均待潮水涨至溪水平，放闸通过。近年论水利者，谓泄水有妨农业，请官禁止之。船至此者，皆须负以过坝，舟人惮于纤船，船往来行者，彼此将客货换船而行，以上、下道里均。船价同也。其来往船多少不相抵，无船可换者，乃始牵而过坝，行旅颇为不便云。”等等。

正因为他多次亲临现场勘察，所以他在后来修纂民国平阳县志中，就较详细记载了我们这一带的水利情况。如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亲自勘察过实地，是写不出这么详细的情况的。这些详细的资料分析了南港与江南河流水利建设的要害、利弊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固筑堤塘，疏浚河道，建设陡门等水利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敢言商对策

刘绍宽了解的是民情，反映的是民声。他的许多建议意见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应该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但那时的政府无能，社会混乱，百姓处于贫困之中，加上后期的战乱，大多无力顾及，很难真正得到重视，其中资金的缺乏就是最大的问题。

刘绍宽早时就有过带头为水灾捐资的经历。如1917年十月初二日日记载：“顺直水灾，捐洋五元，仍乞核校中同事助赈”。为了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刘绍宽为水利建设做过不少包括发动社会捐资等好事。1921年三月廿四日日记载：“至商会，晤陈瑞五、毅甫，言江南、南港会商浚港陈汇事。午后同两镇人入县署，议定南港津助江南银圆百杖，以疏浚港陈汇云。”1922年末日记载：“平阳县议会五月一日开会，附录议案目录，县议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十一月廿七日开会”中还将“三、小南乡带征地丁兴修水利案”，提到重要议程，督促政府加强水利建设。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既是教育家又是议会议长的刘绍宽确有一种“为民谋利”的意识与“献身公益”的品德。

他不仅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乡小范围服务，而且能从大局出发，不分南港或北港，江南或万全，平阳或瑞安，总是不辞辛劳，到处奔波。如1919年二月十七日日记载：“志澂复函，为明朝赴南港会议水利事，十六日当回，十七日到城，如傅君明日往江南，克庵先与同去可也……”1926年八月十八日日记载：“同梅生、尤心兰、张达夫同往瑞安，为万全水利事往商。”1926年九月廿七日日记载：“午后为河棚事开会。城内外疏河之议，发自傅知事。开会之后，会议欲疏城内河，必须拆桥棚……”可见，他真是为了大众的水利事业而忙碌，为了各地百姓的安全而操劳。

为“鼓励先进”，使大家“学有榜样”，他还记载了社会一些好人出资建修水利的事迹。如1926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载：“河口叶人刘大珠，年四十馀，为农，不成家，有钱即以布施，本年为对口新渡于疏江后，水急渡昏，翻舟没人，发愿筑桥，须五千馀金，将罄售其家产六亩为之。有港陈人鲍周论，五十馀岁，平日亦为善事，闻风愿出洋百元助之。桥在七字山边新渡堂边，为南港、江南两镇通衢，南通福建。”他把这些典型事例记入了日记，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好人好事，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共同建设水利事业。

他敢于直言，对政府办事不力，作为不大而感到不满。1941年十月廿一日日记载：“午后县政府为南港水利下游决入江南内塘，经过江南人反对，召集开会。其标题云‘横阳江之支江中心工作’，余恶其词迷离闪烁，辞不往。江南汤献廷、杨志凯、卢公三、谢仲远等到会，与建设科长林韬任大起争议，不欢而罢。”“廿八日，午后张县长来，言南港水利事。余请从缓，一须筹定的款，一须两乡谙水利工程人合作云。”

上面说的“恶其言”“辞不往”就是他对一些空洞的、摆花样的虚名会议表示反对的意思。“请从缓”也是他表达“不赞同”“必须要落实好钱与人再做事”的一种个性态度。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筹资出人做大事，又要真诚实意做实事，这就是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与襟怀坦白的个性品格。

作为教育行家一心为家乡水利事业而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大爱情怀，在百年前的社会中是少有的。这种精神很值得今人学习，这种品德很值得后人弘扬。